《史记·孟子苟卿列传》载,邹衍后于孟子。他看到治国者淫侈昏乱,“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”。而且“其语闳大不经,必先验小物,推而大之,至于无垠”。“不经”就是没有什么书本根据。可见,并非根据《周易》,而是自己“深观”的结果,并且“先验小物,推而大之”,“至于无垠”。邹衍的学说当时不象孔孟一样,处处受到抵制,而是造成了极大的影响;“王公大人初见其术,惧然顾化”。所以他在齐国受到重视。到魏国,国王亲自到城外迎接。到赵国,平原君恭恭敬敬,不敢以普通客人对待。到燕国,国王拿着扫帚为他什前导,并象学生一样听他讲课。司马迁感慨地说:他这样受到诸侯们的尊重,和孔子在陈蔡饿饭、孟子在齐梁受困,真是不可同日而语!
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,阴阳家著作二十一种,三百六十九篇。现在已经全部看不到了。后人根据司马迁、刘向等人对阴阳家的描述,认为《吕氏春秋》中的《十二纪》、《圆道》、《音律》以下八篇,《召类》、《应同》等篇,保存着阴阳家的思想。
阴阳家认为;“万物所出,造于太一,化于阴阳”。“太一出两仪,两仪出阴阳”。这在《易传》里面,就是“太极生两仪,两仪生四象”。阴阳家说;“阴阳变化,一上一下,合而成章,浑浑沌沌,离则复合,合则复离,是谓天常”。这在《易传》里就是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,但丢弃了“浑沌”、一离一合这些内容。阴阳家认为,“天道圆而地道方”。所谓“天道圆”,是说一切事物都在作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:日夜每天一循环,月亮一月一循环,气候一年一循环;事物有生有死,一生一死不停循环,等等。一年四季的循环,是由于阴阳之气的运动。据《吕氏春秋·音律》篇;“太蔟之月”(即立春之月),“阳气始生”。“蕤宾之月”(即夏至之月),“阳气在上”。“应钟之月”(即立冬之月),“阴阳不通,闭而为冬”。“黄钟之月”(即冬至之月),阳气潜藏,所以“土事无作”,不要兴土功,“以固天闭地”。假若兴土功,“阳气且泄”。
到了汉代,关于一年之中阴阳之气的运动学说又有了一些修正。认为在“黄钟之月”,冬至这一天,一阳初生,后来逐渐兴盛。夏至这一天,一阴初生,后来逐渐兴盛。到冬至,又开始同样的循环。
正是这种阴阳之气的运动,决定着一年四季的变迁。阴气极盛时是冬天,阳气极盛时是夏天。阴阳各半时就是春秋。这样一种思想是秦汉时期人们的普遍认识。东汉末年,赵爽注《周髀算经》,看到《周髀》中说太阳离地的远近决定着寒暑的变迁,觉得很不理解。
关于阴阳之气周年运动的学说,在《易传》中仅“阳气潜藏”一句而已。
阴阳之气的运动是天道。人道应该本于天道。阴阳之气的运动既然决定着寒暑变迁,而在一个农业社会里,人们又必须根据季节安排生产活动,生产活动归根到底又决定着政治等活动,因此,可以说,阴阳之气的运动决定着人事。按照天道去行动,就万事如意;违背天道,就大祸临头。所以,阴阳之气的运动又决定着人们的吉凶祸福。直到这时候,人们才想起来应该把阴阳学说的这一内容纳入易学,于是他们就在这种学说的外面贴上八卦或六十四卦的标签。这就是汉代流行且传之久远的“卦气说”。然而,时间已经晚了,这种学说无法再和《易传》一样地受到尊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