艾滋感染者与农民能否建立关联

《艾滋病防治条例》第二十三条规定“国家实行艾滋病自愿咨询和自愿检测制度。”尽管艾滋病防治形势日趋严峻，但是法律依然支持和认定了艾滋病检测的自愿原则，仅仅是对某些公共场所服务人员规定了健康检查制度。防止艾滋病蔓延和保护公民权利之间必须有一个平衡，前者不是忽略后者的理由。保护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隐私不受侵犯是公民权利的体现，坚持艾滋病检测的自愿原则同样是公民权利的体现。个人的合法权利不因看似正义凛然的公共需求而缩水，这是法治的原则，也是文明的体现。

崇阳县防疫部门负责人对媒体说，去年元旦过后，据群众举报肖岭乡返乡农民工刘某（女）在外打工期间“乱搞男女关系”，他和工作人员上门采血检查。这样的描述让人悚然心惊，如果艾滋病的检测也适用“群众举报”，而且“乱搞男女关系”就可以成为采血检查的理由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时何地了。关爱农民当然是响当当的理由，但以违背自愿原则违反法律要求的方式去“关爱”，毋宁说是一种过于自信的违法和侵权。

靠“群众举报”和“挨家挨户”的方式去检测艾滋病，可能只有农民才肯接受。而这样统计出来的艾滋病数据，农民又有什么样的理由不“占据九成”呢?数日之前，媒体还在为同票同权、同命同价、同工同酬高声欢呼，认为牢不可破的城乡壁垒终于开始了它的松动和崩塌。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，农民在权利方面弱势现状的改变，需要从更多细节之处做起。艾滋病感染者中农民占九成的说法本身也许并无恶意，它甚至是基于关爱的理由而提出，但是这背后的调查却存在着种种瑕疵，以至于结论也成了毒树之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