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农妇口述艾滋病感染史

菊花“我19岁还没结婚就在卖血，我的腿从小就患有坐骨神经病，是个残疾人，没有劳动能力，丈夫也是艾滋病人，女儿上学虽然减免了学费，但一个月几百元的生活费还得自己想办法，所以家里经济困难得很。我想贷款养猪，贷不到钱，银行怕我死了无人还贷款，上级扶贫给我们发救济款，扶助我们盖房子，村里也有人说，瞧，那几个卖血的倒发了，上级拨款扶持我们种袋料香菇，也有人说风凉话，艾滋病人想搞什么都难。现在，党和国家给了我们温暖，吃药治病不要钱，对我们做到了仁至义尽，我们心里很平衡。我们主要的压力是社会上的歧视，我走出去大伙张一嘴李一嘴，有的人当着我的面说得嘴直歪，走人家，亲戚们也都是给我们搞专门的碗筷，人走后把筷子、碗都甩掉，来采访我们，左邻右舍的村民们像看百把戏似的，我们不敢出去见人。”

德玉“现在，我心中最痛苦的是亲戚们的歧视。我娘家姊妹几个都在城里，妈还健在，弟弟在城里搞建筑，还有小车。过年时，我丈夫到妹妹家拜年，妹夫连门都不开，他们几家开车到我家来拜年，在门前场子里站一下，打声招呼，把礼物放在门口，门都不进就走了，气得我也决心不走这些人家了。最让我伤心的是我的儿媳妇也不愿意接近我，他们结婚后就走了，连电话也不跟我打一个，有了孙子后，媳妇不要我引孙子，连小孙子的衣服都不准我摸，孙子只要接触我，她就打孙子。我的掌柜的（丈夫）是杀猪的，在村里人缘很好，过去村民们都愿意找掌柜的去杀猪，自打我们夫妇两人得病后，村里人都不愿意让掌柜的杀猪了，就连我的婆婆杀猪也不找自己的亲儿子杀。可是村里有个老书记，他看过报纸后，知道艾滋病除血液、母婴、性生活传染外，其他的途径不容易传染上，所以他一直和我们来往，他家照样请我掌柜的去杀年猪，请我们去喝血花汤，还经常打电话要我到他家去玩，要我和他们一起打牌，他知道我没钱，就说打牌只画乌龟，不打来钱的，看来懂知识的人就是不一样。”